从危害性而言，传播淫秽物品不过影响部分人价值观念，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却能夺去许多人的财产乃至危及其生命。例如河南省某地官员由县委书记、县长带队，集体到当地中学找女中学生“买处”。从性质而论，利用公权力犯罪不但比传播淫秽物品更恶劣，由此得来的钱财也比其它犯罪手段所得更肮脏。但是，现行法律判决对权力犯罪何其宽厚乃尔！“情色六月天”案的主犯传播淫秽物品不过获利20万元，即被判处无期徒刑；而同一级次的量刑，如果是运用在权力犯罪上，却需要达到数百万元乃至千万元的级别。例如2002年，深圳海关关长赵玉存收贿900万元被判无期；2003年，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收贿153万余元被判无期；2004年，贵州省省委书记刘方仁单独收贿177万余元、伙同他人共同收贿500万元，被判无期；2005年，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受贿400万元被判无期；2006年，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受贿214万余元被判无期——法律关于惩处贪官的规定并未更改，仍然是“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”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贪官性命越来越值钱，动辄贪渎上千万似乎已够不上“情节特别严重”。人们不能不怀疑：在这种对职位犯罪越来越手软的背后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利益关联？

众所周知，相对其他人而言，贪官在中国拥有极大的资源优势。他们不但有足够的金钱、关系能够影响法院判决，更能影响判决的执行。由死缓而无期，由无期而有期，最后象征性地在牢房享受几年高干病房般的待遇，然后重获逍遥，这对某些手眼通天的贪官来说并非天方夜谭，而是人们时有所闻的现实。对贪官中一些人来说，除“立即执行”的死刑外，其它刑罚已不具威慑力。但就是在这种司法现状下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江必新、《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》课题组组长王明高等人却提出“废除腐败官员死刑的建议”。某些官员热衷于这种提议可以理解，因为在理论上他们自己完全可能成为这项建议的受益者，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。但奇怪的是，司法界、学术界的一些人也跟着起哄。

理论界对重典肃贪的主要质疑是：强调执法“从重从严”是传统社会的人治，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——迈向法治无疑是中国社会的前进标杆之一，但同样确凿无疑的是，在党权、法权未能清晰排序之前，真正的法治十分脆弱。在普遍性的法治还无法预期的情况下，如果在惩腐问题上片面强调法治原则，从善意理解这是理想主义泛滥，但在客观上却为惩治贪腐设置了障碍，极大降低了贪腐行为的风险预期。

古人云：“罪重刑轻，刑至事生”。如果取消死刑，对贪官来说，贪得越多，越有能力寻求保护伞、结交关系网、打点司法，自身处境越安全；纵然出事，将来刑满后还可出来享受，这远比从现在起就洁身自好划算得多。由于死刑因其无可逃避惩罚的特征已成为当下对贪官最具威慑力、甚至对某些贪官而言是唯一具威慑力的武器，因此在贪渎横行的情况下，绝不应该废除死刑，反而应该主动运用死刑判决这一司法武器，震慑犯罪。

但是，现状永远不会因大多数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，它只会服从少数强势群体的利益需要。此次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，再一次体现了在中国权、钱、学结合而成的强势。据说，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是因为立法、司法界已“达成共识”，要认真贯彻“少杀慎杀”的“立法原则”，“在现有的刑事法律框架之内尽可能严格适用死刑”，“慎用死刑立即执行”，“充分运用”缓期执行；而首当其冲的，就是“着重规范贪污、贿赂、挪用公款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”——谁都知道，这种司法改革对谁最有利。在现行体制与力量对比下，贪官无疑是最有能力享受此一“保障人权”优待的群体；其次是奸商。由此亦可见，贪官、奸商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，不但有能力操纵法律及政策的执行，而且已可在相当程度上左右法律及政策的修改与制订。

在这样一种体制背景与力量对比下，人们难以期待真正的和谐。像这样的“构建和谐”，得到的只会是贪官与奸商及其帮闲弹冠相庆的画卷，而在其背面，将不乏无权无势者的求告无门。